我今年31歲,來日本工作五年了

我今年31歲,來日本工作正好滿五年了。

如果說20歲時是發現自己各種可能性的時期,那麼30歲就能說是在不停發現自己的界限(和界線)。回顧近幾年,25歲還在趕論文就毅然決然來日本找工作、26歲剛進公司做人事招聘、27歲前馬上遇到瓶頸、28歲登記結婚、29歲忙著婚禮和請調單位、30歲顧著適應新部門,馬不停蹄。

以前在報章雜誌上看到各種註明旅外/駐外人士投稿,總有一種浪漫的想像:一個作家或經理級主管坐在某私人咖啡廳裡,面對靠窗的異國街道,剛剛結束一通工作電話,看了一眼人來人往、再看一眼隔壁桌的家族團欒後,輕笑一聲在筆電落下幾個鍵送出。如此輕鬆、如此愜意而清高。

所以剛到東京的時候,我也不自量力想過也許自己會是一個旅外作家,寫一些讚揚異國文化的散文,或是反過來寫了一本嘲諷日本職場的小說。

然而五年過去了,我不是什麼小主管、也沒有賺到足夠晉身有產階級的存款。假日坐在咖啡廳的次數確實是比學生時期來得多,但更多時候是因為工作太匆忙,只能依靠便利商店度過三餐。每天在公司掙扎了N小時後,有力氣往網上投稿抒發的文字,只剩下剛剛又在電車上被哪個大叔撞倒的抱怨。

 


 

跟很多也在日本各地打拚過的台灣朋友比起來,幸運地我算是在平均水準的環境過日子的。但是這不突出的生活,也需要用最大力氣才能勉強勾著。在平均大小的單人房裡開始新生活,加著平均時數的班,應用著普通程度的日文和商業禮儀,遇見針對外籍人士平均次數的「無傷大雅」的玩笑,領著平均的起薪,付平均水準的保險費和年金。然後,在企業的趕工遊戲中接到平均水準的工作評價。於是所謂想要應用所學想要成為日本和異國文化橋梁等等面試時道過的那些熱情,隨著自我懷疑而漸漸消失。

例如,身為一個外國人擔任日企招聘人員最大的難處,並不在於理解那些特殊的商業禮儀或是面試標準,而是在於要將包含那些不合理的部分也一起內化到自身行為後、傳承給所有新進員工。公司理念是美好的,事業本身也是有前景的,讓我也因身置於這組織中感到榮幸。但仍然在某些時候,或因為前人留下的陋習、或因為中間幹部以管窺天的視野、亦或是本國員工有意無意的排擠,使人沮喪。我曾經在面試見過外國留學生訴說著他們的日本夢時閃閃發亮的眼神,也聽過他們進入職場,感受到文化衝突和偏見後無能為力的嘆息。如他們一般,我服從過,也掙扎過。以至於最後我是既感謝部門的各種栽培,也痛恨上司先進們目睹著我的糾結情緒卻不作為。

 

在邁入三十大關,認知到自己能力和職涯的界限之後,我讓自己以新挑戰為名,行逃避之實:請調到還在成長中的事業部門做企劃,遠離人事業務。沒想到因為是發展中的組織,在管理和工作方式上相對不穩定,比起什麼工作規章倫理或是事業的遠大宏景,大家先考慮的是各種發言權和功勞的攻守交錯。

「你的責任感很強,強到有剩。」在遇到現在的上司後,他曾經欲言又止地,最後以這句話總結了我的性格。「然而人不是萬能,不是想要包辦就能全部做到。還有,也不是來自同事的所有評語,你都要全盤接受。」

於是,雖然學得很慢,直到過去這一年我才開始在各種事物上畫界線:需要在意評價的人和不需理會的人;該攬的工作和該偷的閒;該忍的、和該保護的。有趣的是,在現在這個仍然相對秩序紊亂的單位裡,我好像還比較能捍衛我的各種自以為是。

結論就是:我在日本,一切安好。

 


 

那些曾經遇過的小人和否定言論,能夠言說的部分已和幾個親友聊過;不知如何整理的,也在時間流逝之中默默痊癒。在這畫線的過程中,漸漸地我才開始分得出來什麼是自己喜歡的想堅持的。感謝一路溫暖問候的朋友或在日戰友,讓我能笑看這一年又一年。感謝我在台灣的家人和我至近的丈夫,守護且安撫著我曾經以為被摧毀了但根本就還在的自尊心。

我今年31歲,在異國的生活過得不輕鬆不愜意也不清高。然而,在邁向不惑之前,每年對自己不變的期許還是要成為溫柔而堅強的大人。堂堂正正地,勾著那條平均的生活水準線。

 

Photo by Liam Burnett-Blue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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